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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诗经》与花儿

来源: 青海日报    发布时间: 2017-12-29 10:12    编辑: 陈悦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原本叫《诗》,共有305首诗歌,因此又称《诗三百》《三百篇》。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是“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关于《诗经》中诗歌的作者,绝大部分已无法考证。

  花儿又称“少年”,是主要流传在西北地区的一种山歌,由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蒙古族、裕固族、东乡族等民族一般用汉语演唱,也有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交融演唱的“风搅雪”花儿。花儿有西北文化之魂之称。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花儿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将西北花儿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关于西北花儿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明代。中国花儿学界对花儿产生的时间大致判定为明初。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些人不切实际地把花儿的起源与《诗经》的产生时间搅合在一起。那么所谓的“《诗经》说”,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是张亚雄(1910-1990),甘肃榆中连塔乡张家坪村人,1931年毕业于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征集了三千多首花儿,精选了六百余首,经过整理、注释后,于1940年元月22日在重庆正式出版,中国第一部《花儿集》就此诞生。1944年元月到1947年4月的三年半时间,张亚雄住在青海西宁,到田间采风,收获颇丰。1948年秋,《花儿集》经过补充完善在兰州再版。张亚雄对中国花儿的研究和贡献不可否认。他在《杂话“花儿”》中说:“如是我闻以‘花’之一字命山歌者,中国开山第一部山歌集子‘诗经’,便是最先采用这个‘花’字者。花之古音为‘巴’写作‘葩’,故诗经也称‘葩经’。实际上就是‘花经’,译作白话,就是‘花儿经’。”这样,张亚雄便第一个把花儿与《诗经》联系了起来。但是只要细读这段文字,我们就会发现两处错误:一是认知性错误。《诗经》并非全是山歌集子,《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中的“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之说,这部分作品共有160首,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山歌,小部分作品乃文人拟作。二是逻辑性错误。且不说“花”的古音是“华”,就姑且认同“花”古音为“巴”,“巴”写作“葩”,也无法推导出《诗经》是“葩经”、“葩经”是“花儿经”,《诗经》与花儿在逻辑上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诗经》是“葩经”的说法完全是杜撰和推测,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二是谢润甫,名国泽,字润甫,甘肃临潭县人。他不但是一个花儿歌迷,而且是我国最早研究花儿的专家之一,“五四”时期,曾在北京发表了论文《西北地区特殊民歌花儿》。1937年至1939年任永靖县县长。张亚雄多次写信给谢润甫,希望他提供花儿素材,谢也不辜负张之托,走乡串户,广泛采录花儿作品。谢润甫在采录花儿作品的同时,动员和号召永靖文学上的同僚及学生、商人、脚户等,积极给《西北民国日报》投花儿稿件。在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初版的张亚雄的《花儿集》中,谢润甫作了校补序言,云:“五四以后,旧桎梏渐见解放,民歌为学者重视,首先从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汇集刊行以后,才换了一套想法,留心自己家乡里工农男女同胞吐出的心声,才觉得这是一部活《诗经》。”这段话讲得很好,折射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高学术界对民歌的重视,也反映了西北花儿的生机与活力。谢润甫也由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花儿是“活《诗经》”的学者。

  三是李文实(1914-2004),出生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公社甘都街。1945年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1950年5月至1951年6月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中文系任教授,1979年5月至1990年8月在青海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任教。李文实师从顾颉刚先生,编写了诸多讲稿,在对西北的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的考察和对青海地方史志的整理编纂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李文实先生还是一位花儿研究者,对花儿与《诗经》、花儿与散曲做过细致比较,在花儿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从现在学术界对花儿的认知态度来看,对李先生的《花儿与<诗经·国风>》一文,不仅误读,而且误判。李文实的文章分三个部分,一是“花儿的名称和其起源”,二是“花儿的创作手法”,三是“花儿的用韵和音节”。李文实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说:“花儿这种口头文学,起源于何时,目前还缺乏充分的考证。但从流传下来的花儿作品的内容来考察,其中有很多都提到‘走遍天下十三省’及‘人才压了十三省’等句子。按十三省乃明朝的地方建制,这不失为推寻花儿产生时代的一个线索。”李文实从明初屯垦,河湟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花儿流行的区域(河、湟、洮、岷)、东乡与撒拉族用汉语歌唱花儿、花儿中兴体所引用的故事等,反证了花儿最兴盛的时代为明初、中叶时期,而不在清初及其以后,他还反驳了花儿于宋代传入内地影响元曲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道果为因”,他认为元曲对花儿有影响,并非花儿影响了元曲。也就是说,李文实认为花儿起源于元末明初的。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他对《诗经》和花儿的创作手法和用韵节奏,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比较。有趣的是,这种比较,却使很多人认为《诗经》与花儿关系密切,甚至有人认为花儿产生的年代与《诗经》一样古老。实质上,李文实在这篇文章中说得很清楚,“要说是花儿的原始作者们有意地模仿了《诗经》的创作手法,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他对两种民歌作比较,旨在揭示中国“民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他认为中国民歌“在口头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先后的继承”,“这既说明了文学的继承与开创性,也揭示了文学发展规律的隐在性和普遍性。”(《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少年”(花儿)论集》P:396)。

  综上所述,花儿产生于《诗经》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杨生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