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尖触碰“聚宝盆”的温度——杨春贵回忆实录

来源: 青海日报    发布时间: 2016-06-28 10:41    编辑: 蒋文彬         

  1959年3月在柴达木报实习时,杨春贵(右一)与同学丁弘(左一)、陈清(左二)一起讨论修改《可爱的柴达木》一书。

  杨春贵:1936年生于辽宁省阜新市,195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1958年9月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读。1959年至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62年至1969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1969年至1978年下放广西壮族自治区,先后在河池地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思想解放》杂志社工作。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任教,1987年破格晋升教授,1990年5月任哲学教研部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教务部主任,1994年4月至2001年7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

  夕阳的余晖渗浸原木色的书架,书架上一本紧挨一本的书籍透着略微泛红的金光。书房,静得只有时钟的滴答声、偶尔翻动书页的窸窣声……

  5月,芍药花正艳,北京,中央党校校园内,精神矍铄的八旬老者杨春贵,抚摸着书桌上的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柴达木日报》合订本和《可爱的柴达木》、《前进吧,柴达木》、《学习省报跃进经验》等几本上世纪60年代印刷的老书。书报早已泛着黄、卷了边,透出厚重的历史沉淀、展现发展的奋进轨迹,将老人的思绪再次带回到可爱的柴达木,带回到自己在柴达木难忘的两百多个日日夜夜。

  开创!开创!开创!——柴达木日报迫切“破茧”而出

  半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共青海省委为了便于领导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开发、建设事业,设立了派出机构——中共柴达木工作委员会。

  背依达肯大坂山,面临伊克柴达木湖(今大柴旦湖),荟萃着多层次高原美景的大柴旦,是一个交通便捷、联络方便的中心地带。以此为时间节点,大柴旦将要华丽转身,成为当时柴达木盆地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从最初的帐房、围栏,到陆续新增的蒙古包、帆布帐篷,1956年3月上旬,柴达木工委的成立,更像是为柴达木盆地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让彼时沉睡的大地迅速苏醒。

  很快,手摇发电机的“滴答”声飞出蒙古包、惟一的土房子傲然“屹立”在大戈壁。紧接着,贸易、服务、邮电、书店等单位相继建立,地质部632普查大队和石油勘探处也陆续迁来,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口成倍增加。

  动人的前景激励大家火热的心,美好的希望照亮大家前行的路,仅仅用了不到300天,到了1956年底,大多数单位都已在像模像样的平房里办公,大柴旦也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帐篷加土屋的市镇了。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自然,在高寒缺氧的戈壁荒滩,更少不了精神的激励与启迪。用勤劳的双手丈量无垠土地,以顽强的精神开垦可爱家园,早期的柴达木开拓者们用热血和生命、勤劳和智慧,以敢问路在何方的气概,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宝藏大门,唤醒了亘古沉睡的戈壁荒漠,修筑起一条创业之路、发展之路、希望之路。只是,这片亟待开发与建设的金色土地,却惟独缺少了似粮草、喉舌、利剑的宣传阵地。

  于是,柴达木工委1957年常委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就筹办柴达木报的初步意见、办报必要性及可行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证。与会者一致认为,创办柴达木报是适时的、必要的,也是有发展前途的。

  1957年9月24日,《关于筹办柴达木日报的初步意见》正式出台:报纸及时、准确和系统地宣传党中央的政策、路线、方针,宣传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柴达木工委、柴达木人委的一系列决策,及时反映柴达木盆地的现实生活,大力宣传柴达木盆地开发建设中取得的新成就、新典型、新经验以及出现的新问题,刊发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

  1958年7月,年逾七旬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同志在结束了对甘肃省的视察访问后乘专机来到了古城西宁,开始了为期4天的考察工作。下飞机不久,朱德同志就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赶到正在建设的青海建设展览馆进行参观。

  青海建设展览馆收藏着五百多种农产品和开采于青海各地的八十多种矿物标本,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在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看到这些展品后,朱德同志十分高兴。他一边看,一边听取了工作人员的汇报。当听工作人员说,青海的柴达木盆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后,朱德同志深情地说:“柴达木盆地资源丰富,真是一个好地方,只要铁路一通,柴达木的石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会得到很快发展。”

  此行,朱德同志还亲笔为即将创刊的《柴达木报》题词。

  缺人!缺人!缺人!——为办报柴达木调兵遣将“没人办报!”是头号大问题

  办报宗旨确定了、办报任务具体了、办报原则明晰了,可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办报人。

  想要找到合适的办报人有多难?柴达木报原计划在1958年元月1日正式与读者见面,可现在,柴达木的夏天都已经来了。

  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1958年,人民日报社记者聂眉初一路颠簸,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聚宝盆柴达木盆地进行采访。

  “聂记者,您帮助我们找些办报人来吧。”这回,柴达木盆地终于盼来了“救兵”。

  面对这份请求,聂眉初没有犹豫,旋即应了下来。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后,他一刻都没有耽搁,立刻向社里进行了汇报。正巧,聂眉初敲开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的办公室门,那时安岗还兼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

  安岗没有犹豫,听聂眉初说明来意后立即拍板,他说:“正好新闻系的学生马上要去各地实习,不如派几个学生去吧。”现在听来,安岗不过是派了几名还未毕业的大学生支持柴达木办报,可在当时,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实习去的都是新华社、部分省级报社和广播电台,去一个基层报社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9月的人民大学校园内生机无限,随着实习期临近,大三年级的同学们都在焦急等待着分配的消息。一天刚下课,老师通知包括杨春贵在内的7位同学,让他们去柴达木盆地实习。

  说是实习,实际上却是协助办报,在学校老师的声声嘱托中,7位同学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就这样,1958年,还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的我,第一次听到了‘柴达木’这三个字。”杨春贵回忆道。

  柴达木在哪里?柴达木是个什么样地方?那时,外界对柴达木盆地了解甚少,即将西行的7位同学对柴达木盆地更多了一份好奇。

  “下课后,我与另外几位同被分配到柴达木盆地实习的同学,飞快地奔向了图书馆。查阅资料才知,原来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四周被昆仑山脉、祁连山脉与阿尔金山脉所环抱,《旅行者》上的图片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想法,那里人烟稀少,条件艰苦,正在开发建设中。柴达木,那块刚刚被唤醒的盆地,祖国的石油海洋,立刻吸引了我们的心。”当年只有22岁的杨春贵,迫不及待地想为柴达木盆地的开发与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临行前,聂眉初对杨春贵等几位同学交代道:“这个报纸才筹办,还没有机器,你们是否帮助他们在首都找一部印刷机?”同学们满口应了下来。

  听说北京人民机械制造厂生产印刷机,第二天天一亮,同学们就先去那里购买,谁想,厂里说既无现货供应也不接受订货。失望过后,大家又听说北京电子管厂与另一工厂合并,好像两个厂附设的印刷厂同时也合并了,印刷机可能有多的,兴许能转让一台。同学们又抱着希望去北京电子厂碰碰运气,哪知印刷厂正要扩大规模,还正派人四处添购印刷机。

  不死心的同学们,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实习印刷厂、解放军报社等单位,但都失望而归。最后,实在没办法的同学们打起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实习印刷厂的主意。

  “嫁姑娘还得陪点嫁妆。”同学们去找系领导。

  系领导忍痛割爱,“你们把大圆盘印刷机带走一部吧。”同学们心里都清楚,系实习印刷厂仅有两部大圆盘印刷机,而且也都是像和尚化缘一样化来的,现在学校同意让带走其中一部,对即将诞生的柴达木报来说,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同学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

  国庆节刚过,杨春贵与其他几位同学就踏上西行的列车。当时,党的“开发柴达木、建设柴达木”的号角正响彻中华大地,全国各地的工农商学兵,就像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一样,从“天府之国”、江南水乡等繁华之地投向自然环境极其严酷的柴达木的怀抱。列车上人挨人,人挤人,虽然乘客们来自各地,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到大西北去参加建设。

  火车爬上了扁鞘岭,驰过了河西走廊,到了峡东(当时去新疆的火车的终点)。“当时大柴旦在峡东设了一个接待点,那里大部分是活动房子和帐篷。”杨春贵说。

  下了车,天色已晚,但因火车托运的行李(仅仅几床被褥)还没有到,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办事处临时又找不来被子,同学们就和着棉大衣在棉帐篷里的木板上凑合了一夜。半夜太冷,被冻醒了怎么办?大家就起来跑步,等身上跑热乎了,再躺下继续睡,睡下没一会儿又被冻醒了,再起来接着跑,如此循环往复,终于挨到了天亮。“那里的星星特别亮。”那晚的夜空画面,时至今日都还印在杨春贵的脑海中。

  第二天天刚放亮,同学们坐上了开往大柴旦的货车。“车里堆的都是货,我们挤在角落里。中午到了敦煌,那时大家对莫高窟都有很深的向往,总想一睹真容风采,但谁都没有想趁着中午吃饭的时间去看看,反而嫌车子太慢,没有快点到大柴旦。”

  路上风沙大,沙子总会偷偷“钻”进眼睛里,让人苦不堪言。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凑在一起兴高采烈谈论着,柴达木报怎么办?创刊号怎么编?一直到晚上七点,大约行车15个小时,终于到了柴达木的首府大柴旦。

  创刊!创刊!创刊!——引来的“金凤凰”挽衣撸袖争分夺秒

  10月26日,同学们终于抵达了大柴旦。落脚后,大家甚至没有休息一会儿,就立即同当地抽调的其他8位同志一起,积极开始办报的筹备工作。

  四间低矮的小平房,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兼宿舍,门前是镜面般的伊克柴达木湖(今大柴旦湖),透过后窗则能看到达肯大坂山的冰峰。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10月的大柴旦,却已经进入了“准”冬季,夜里气温已经低到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我们3人一间屋子,每间拥挤地摆着3张床,中间支起了一张大桌子,旁边是一个用土坯砌的大炉子,门缝、窗户上夜夜都挂着冰棱子。”杨春贵回忆道:“平常我们就坐在床上写稿子,有时候大家都要写,桌子就会不够用,有的同志干脆就找块大漠红柳当凳子,趴在床边写。”

  吃饭就在柴达木工委食堂,吃什么?蔬菜基本没见过,干菜、酱菜特别多,当时酱豆腐都算是下饭的好菜了。平常就是老两样:一是用青稞熬的粥,特别滑;一是用青稞面蒸的馒头,特别黏。“一个滑一个黏,岂不是绝配。”杨春贵笑着说。

  吃住条件艰苦都在其次,最大的困难则是办公设备的简陋与原始。“万万没想到,那里排版还在使用铅字。而印刷厂里也只有十多名工人,除一个排字的、一个拼版的、一个开印刷机的技工外,其他都是学徒。当时连收报机、电传机也没有,只能手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因为地理位置偏远等因素,收音机杂音往往很大,得‘竖起’耳朵来听,要是遇上停电,我们干脆就把录音机搬到离宿舍二里地外的炼钢厂(厂里自己发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痛并快乐着。”杨春贵说。

  创刊前的日子,考虑到排字学徒工满打满算来印刷厂也还不到一个星期,况且过去也根本没有接触过铅字,一个小时才能摘不到一百字。同学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大家全去印刷厂,有的清理铅字,有的捡出标题,齐动手的结果是节省下不少时间。“那几日,同学们有的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的甚至一夜不合眼,就这样,连续苦干了72小时,柴达木报创刊号终于在12月1日诞生了。”

  一般办报,创刊都会选择在新年伊始,可短短一个月,柴达木报怎么就等不住了呢?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柴达木迫切需要这份报纸。

  当第一期散发着墨香的柴达木报到了建设者们手中时,大家无一不被振奋着、感动着、激励着……

  读者欣喜地看到,在“战胜风沙严寒,钻透戈壁高山,让万宝为国利用,要烟囱林立沙滩”和“柴达木,好地方,厂连厂,矿连矿,牛羊成群粮满仓,共产主义放光芒”的通栏口号下,柴达木地区的自然概貌和工、农、牧、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建设状况生动地呈现在了大家眼前。

  基层是新闻的源泉,处处都是线索。在柴达木盆地,东起青海湖畔,西至昆仑山下的阿拉尔草原,北起石油海洋冷湖,南至通往西藏的咽喉戈尔穆(今格尔木),都留下了同学们采访的足迹。坚实的足迹之后,是来之不易的累累硕果。

  “短短半年时间我就撰写了消息、通讯、社论近50篇。那时,我手中的笔杆子似乎就没停下来过。我不仅给柴达木报供稿,还给青海日报、青海青年报、中国新闻社等投稿。”杨春贵的语气中带着些许自豪。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柴达木地区的基本情况,宣传柴达木盆地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柴达木报特地开设了《可爱的柴达木》《柴达木人》两个专栏。《盆地的江南——马海农场》《盆地的粮仓——德令哈农场》《盆地第一个煤矿——鱼卡煤矿》……突出介绍了柴达木的主要城市、厂矿和农牧场的具体情况,使人们看到,在这面积达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英国本土面积)的柴达木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它不仅是祖国著名的四大油区之一,而且还有着丰富的铅锌、硼砂、钾盐、煤、铁等矿藏。

  《河南儿女志在四方,建设盆地大显身手》讲述了1956年,由九百多名来自河南的青年建立起来的察汗乌苏青年集体农庄,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征服”沙漠、盐碱,获得大丰收的故事。稿件以他们不怕艰苦、千里迢迢来盆地参加建设的共产主义风格来教育盆地广大职工,鼓励大家“安下心,扎下根,誓做柴达木的头代人”。在《柴达木人》专栏中,石油、地质、地方工业、农牧业、商业、邮电部门等各个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层出不穷,他们在戈壁滩上战胜风沙严寒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发着这片沉睡了千万年的土地,他们崇高的品格和优秀的品质激励着广大干部职工。

  自1958年12月1日创刊,到1959年3月底为止,柴达木报共出版了四十多期。“它向读者展示了柴达木盆地的丰姿,反映了柴达木人的奋斗生活;把人们引到昆仑山下这个石油飘香、资源丰富的可爱土地上去了。”

  真正接地气,传播正能量,柴达木报受到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热爱。“有一个青年读者,他自己一个人就订了12份报纸,说要把报纸寄回内地去,让亲戚朋友们都知道柴达木是一个多么富饶美丽的地方。”

  “还有一名江苏省东海师范学校的学生,看到柴达木报的宣传画,特地写信给报社,表示决心到柴达木参加开发和建设。”

  报纸能够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和认可,背后更凝结着记者们无穷的汗水与智慧。

  高原的清晨是寒冷的,杨春贵还记得自己搭车去马海农场采访的经过。

  “师傅经过马海吗?”

  司机师傅一听杨春贵是柴达木报的记者,立马热情地说:“上来吧,小伙子。”

  脚登高腰毡靴,身穿皮大衣,头戴一顶狐皮帽,杨春贵敏捷地跳上了汽车,在堆满货物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并习惯性地摸了摸随身带着的笔和本子。

  汽车从大柴旦向西北行驰,一路上是茫茫的戈壁沙滩,黄沙漫天,但两个多小时后,眼前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景致: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看到沙漠中的绿洲,杨春贵兴奋极了。他在稿子中写道:“马海农场的田野里,大小渠道,纵横交错,庄稼和蔬菜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一切就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确信,马海农场是一个有着美好远景的农场。”

  一次,杨春贵在茫崖采访结束准备搭车回大柴旦,他四处询问,没想到要到下午才有车,趁着这个空当,他索性钻进了不远处的一家书店,目不转睛地读着手中的《烈士亲属的回忆》。沉浸在书里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时间差不多了,他又赶忙跑去问车来了没有,答复说明天才有回去的车。

  想着晚上怕是走不了了,杨春贵干脆把已经看了一半的书买回去,在招待所里继续读起来。读完后,他立刻摊开稿纸,写下了《一本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烈士亲属的回忆〉读后》,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短短半年时间里,杨春贵骑过骏马奔驰在草原,在蒙古族牧民家里喝过奶茶,在硼砂厂里帮助工人扛过麻袋,握着道班工的手抹过眼泪……

  年轻不知道苦,不倒下来不算病。虽然晴天吹得一身沙土,雪天被雪‘堆’成了雪人,但他从未有过丝毫懈怠,始终坚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完成采访任务”的意志,他用自己的笔尖触碰着“聚宝盆”的温度。

  “我们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觉得在海拔3400多米的高原地区,在茫茫戈壁上进行开发创建工作,遇到的困难常常让人难以想象,想通过自己的稿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可爱又富饶的土地。”

  “你能想象到吗?1959年4月,我在离开柴达木盆地前夕才洗了回澡,这也是我到柴达木盆地之后惟一一次洗澡,还是领导跟地质队打了招呼。”杨春贵说。

  付出总会有回报,回到学校后,由杨春贵等同学组成的柴达木报实习组,作为全系惟一一个在地方报纸实习的实习组,所写的《柴达木报是怎样体现地区特色的?》被收录在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毕业班共同写作的《学习省报跃进经验》中。

  气温跌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钻机上半寸厚的铁线管已经被冻破了,钻井工人不惧严寒,仍在日日夜夜地钻探石油;风雪交加,狂风呼啸,送报刊的姑娘,跋涉数百里,只求能尽快为钻井队、养路道班的工人送去飘着油墨香的报纸;在春天的风沙里、夏日的烈日下、冬天的冰封中,手上布满老茧的养路工人,忍受着难以名状的孤单与寂寞,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尽职尽责……

  六十年一甲子,时间的车轮转得飞快,从青年学生,到耄耋老者,杨春贵的心中始终惦念着柴达木这块可爱的土地。(李彩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