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丹噶尔义仓赈济甘肃灾民

来源: 西海都市报    发布时间: 2015-12-07 09:41    编辑: 陈悦         

  仓院巷位于今天丹噶尔古城的东门附近。义仓,又称社仓,是封建社会仓储制度民办粮仓的一种,一般是由官府监督,地方士绅创办。丹噶尔的义仓设立于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历经两百多年的历史。义仓粮食最多的时候有7000多石粮食,一石约为现在的120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从清朝雍正年间起,我省很多地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饿殍遍野,春天到了,农民甚至连种子都没有。为了发展丹噶尔地区的农业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由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和西宁知县刘洪绪共同主持,在丹噶尔设立了义仓。

  当时,义仓中粮食的主要来源有四个。“一是当时官员奉献出自己部分的俸禄,初设时,杨应琚以及刘洪绪就拿出了自己的俸禄用于修建义仓,购买粮食。据了解,清朝时丹噶尔曾先后有48位同知到任,几乎每个同知都曾捐赠过自己的俸禄到义仓。第二,就是变卖从犯罪人员那里没收的财产,再购买粮食放入义仓。三是由当时地方上的士绅捐赠粮食。四是由地方商贾、行会捐赠。”我省历史文化专家任玉贵先生说。今年78岁的任玉贵就出生在湟源县仓院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曾亲眼见过人们到义仓借粮,也曾见过开义仓分派粮食,救济百姓。

  甘肃旱灾,丹噶尔慷慨救灾民

  上世纪20年代,甘肃地区重大灾害不断,旱灾、地震、冰雹、水灾、冻灾,接踵而来。1928年,古浪大地震的创伤还没有被抚平,甘肃五十多个县又遇到了大旱,甘肃粮仓已空,灾民四处求食。

  夏收之前,饥饿的人们把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吃掉了。树皮、草根、麸皮、油渣均被一扫而光。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薛笃弼视察完灾情后说:“此种奇灾前所未有。”不仅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而且出现灾民因饿晕而被狼和狗所吃的事情。甘肃全省各地的绝大部分牲畜被吃掉或因无草料而饿死。据了解,当时一小斗小麦的价格都已经涨到了50个大洋,《甘肃省志》记载,当时甘肃全省灾民达到了25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灾民涌入了青海,特别是比较富裕的西宁、湟源地区。据任玉贵介绍,为了帮助灾民,丹噶尔义仓决定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人们在丹噶尔仓院巷,支起几口大锅,锅里面熬煮着稀饭,一大勺一大勺的稀饭盛到了灾民的碗中。当地人还开义仓给灾民发放粮食以充饥。这样的善举,获得了许多灾民的赞誉。

  春荒年景开仓借种

  如果不遇灾年,对丹噶尔当地的老百姓而言,义仓最大的作用就是借春粮。人们常说,春天两张口,人张口,地张口。人要吃饭,地要耕种,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很多人家往往都是一到春天就没有口粮,也没有种子下地。

  上世纪30年代的某一年,眼看节气即将到清明。看着家里空空如也的粮仓,丹噶尔很多缺种子的老百姓又开始犯愁了,没有种子种地,这该如何是好。这时,他们想到了义仓,因为那里可以借春粮,秋收后再还。

  按照义仓借粮的规定,他们先要找到村里的绅耆和富裕的商户替他们做担保,并立下了字据。负责掌管义仓的人将字据交到府衙存档后,就可以借粮了。“立字据存档主要是怕以后借粮的人不还,这时担保人就要负责还粮了。”任玉贵说。

  几日后,他们到了义仓,需要借春粮的人有很多,大家排着队,等待着义仓的工作人员放粮。任玉贵曾亲眼见过人们借粮时的场景:“每一次借粮,不管多少,义仓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在场。绅耆(地方上推举的管理者)坐在一旁监督,斗级(量斗的人)拿着斗边量边喊:‘一啊一啊,二啊二啊……’借几斗,斗级就要喊几声。书识(负责记录的人)在旁边拿着本子做记录。仓夫负责打扫卫生。当时的场景特别热闹!拿到粮食的农民或背着粮食或用驴驮着粮食,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缺种子的老百姓借了自己需要的粮食,要么背着,要么放在毛驴车上,拉回了家。这样他们就有粮食可以填肚子,也可以种地了。到了秋天,大家再将所借粮食连同利息一起还到义仓就可以了。

  “义仓规定,秋天收粮食要收取一定利息,也就是息粮。收粮时,每斗粮食要加息粮一升八合。旧时,一石为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息粮的使用也有明确的规定,其中一升五合加入义仓,其中三合作为其他经费使用。为了防止春天借粮太多,导致义仓空虚,规定各乡所借之粮不得超过三百石。”任玉贵说。

  管理制度严防徇私舞弊

  丹噶尔义仓能够房满粮,粮满仓的原因除了人们的捐赠之外,还有就是义仓有着完善而又严格的管理制度。暂代丹噶尔同知的杜世勋所写的《社仓碑记》中,对义仓的管理制度有着明确的记载。

  丹噶尔义仓中的粮食共有三种:豆、麦和青稞。在杜世勋撰写碑文的时候,义仓内共有粮食四百三十九石五斗九升二合。义仓规定,每年清明前的半个月是各乡农民借粮的日子,中秋后的一个月是秋还的日子。每年按时借粮收粮,不能随意更改时间。

  管理义仓的人员共有7名。其中由大家推选当地公正的绅耆两名,作为正、副的管理者。雇斗级两名,书识一名,经管粮食、物品的仓夫一名,催收粮食的催差一名。因为害怕出现徇私舞弊的行为,义仓工作人员的任期只有一年。每年四月份,新旧绅耆就要到隍庙去结算。如果有粮食短少的情况。就要上报官府追赔款。

  义仓中的粮食是专门为备荒准备的,任何人不管任何原因都不可以私自行事。《社仓碑记》记载:“如遇地方公事或官绅因公需用,无论如何紧急,概不准动用颗粒。倘经营绅耆私自通融,先令照数赔偿,再令责罚。”这样的规定,既保证了义仓粮食的充盈,也防止了管理人员私用的情况。

  义仓所有的支出都只能出自三合粮食中,包括义仓工作人员的薪资,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支出。“我小时候曾亲眼见过,有义学中的老师骑着毛驴到义仓来领取免费粮食,以顶替工资。丹噶尔古城有些庙会所请唱戏的人的工资,都从那三合粮食中取得。”任玉贵说。除此之外,义仓还会在三合粮食中拿出部分粮食,支持和帮助丹噶尔地区的鳏寡孤独。

   “李百万”捐资再修义仓

  两百年来,义仓救济了许多穷苦的百姓,也曾受到战乱的波及。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湟源县再次陷入战火之中,战乱中,义仓被洗劫一空,粮仓也被付之一炬。之后的几年间,义仓都没有重修。直到同治十三年,西宁府知府邓承伟,看到很多百姓忍饥挨饿,于是他便饬令地方变卖没收的财产,修建义仓。

  1926年,丹噶尔地方豪绅“李百万”,也就是李耀庭捐资修建义仓,修建厫房20余间。李耀庭,字献臣,湟源人,是丹噶尔著名富商,人称“李老爷”,或“李百万”,人们说他“家有金窑十几处,净存白银十万两”。李耀庭十分热心公益,曾捐资修建学校、义仓。

  “《湟源县志》记载,当时义仓储粮有3651石多,李耀庭的捐赠为丹噶尔城四乡八堡,万民春耕下籽,青黄接口提供了方便。此后,直到解放前,义仓中都有余粮。解放后,义仓中的粮食被收归到了国家。”任玉贵说。